93年，我南下创业，被合伙人骗走所有钱，一个女孩收留了我

93年，我南下创业，被合伙人骗走所有钱，一个女孩收留了我

1993年的绿皮火车，像一条闷热的铁皮罐头，塞满了汗味、泡面味，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滚烫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梦。

我叫陈丰，22岁，从四川一个十八线小县城出来。

我攥着全家凑出来的三万块钱，那是我爸妈半辈子的积蓄，每一张都带着樟脑丸和泥土的味道。

火车哐当了三天两夜，我终于吐在了深圳西站的站台上。

humid（湿热）的空气像一张巨大的网，劈头盖脸地罩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大口喘着气，却吸不进一点实在的东西。

接我的是王大强，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

他比我早来半年，晒得像块黑炭，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港版T恤，头发抹了半斤摩丝，在太阳底下闪着油光。

“阿丰！龟儿子可算来了！”

他一巴掌拍在我背上，差点把我刚咽下去的酸水给拍出来。

我看着他，咧着嘴想笑，眼眶却有点发热。

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大强把我带回他的住处，白石洲的农民房，一线天，握手楼。

楼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弥漫着一股下水道和隔夜饭菜混合的酸腐气。

“条件简陋了点，将就一下。”大强一边开门一边说，“等咱们发了财，就去住海景房！”

他的房间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摇摇欲坠的衣柜，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周慧敏海报。

这就是我的起点。

这就是我赌上全家未来的战场。

晚上，我们挤在一张床上，他给我描绘着蓝图。

“现在深圳遍地是黄金，阿丰，只要你敢干！”

“华强北，你晓得伐？电子一条街！香港那边过来的水货，转手就是翻倍的利！”

他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像两簇鬼火。

“我们俩，一个跑外，一个守内，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我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仿佛已经看到了成捆的大团结在向我招手。

第二天，我们就用我的三万块，加上他的“积蓄”——他说他有两万，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租下了一个一米宽的柜台。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两万，是他吹出来的牛。

他一分钱没有。

但那时候我信他。

我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

我们的“丰强电子”就这么开张了。

没有鞭炮，没有花篮，只有我们俩像两头困兽，守着小小的柜台，眼睛里燃烧着对金钱最原始的渴望。

大强确实是个人才。

他那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一块砖头吹成金条。

我负责从上游的批发商那里拿货，验货，守着柜台。我嘴笨，但实在，客户都信我手里的东西是好的。

第一个月，我们累得像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泡面是我们唯一的山珍海味。

但月底一盘账，刨去所有开销，我们竟然净赚了八千块！

我捏着那沓厚厚的钞票，手都在抖。

八千块，是我爸在老家不吃不喝干两年才能攒下的钱。

那天晚上，大强奢侈了一把，买了半只烧鹅，两瓶啤酒。

我们坐在天台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香港灯火，他搂着我的肩膀，醉醺醺地说：“阿丰，看见没？那就是我们的未来！”

“用不了三年，我们就在对面买房！”

我狠狠灌了一口啤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咙。

我相信了。

我真的相信了。

日子就这样火热地过着。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从最初的电子表、计算器，到后来的随身听、游戏机卡带。

柜台从一个变成两个，我们还雇了个小弟帮忙看店。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是满的。

我开始定期给家里寄钱，每次寄五百，我妈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儿出息了，在外面要注意身体。”

我在这边攥着电话线，眼泪往下掉，嘴上还逞强：“妈，好着呢！顿顿有肉！”

挂了电话，我一头扎进楼下的小餐馆，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猪脚饭。

那家餐馆没有名字，老板是一对潮汕老夫妻，女儿在店里帮忙。

女孩大概二十岁左右，叫小薇。

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择菜，或者擦桌子。

她不怎么说话，皮肤很白，是那种在南方烈日下很少见的白。

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很专注。

我每次去吃饭，都是一身的汗臭和疲惫。

她会默默地给我端上一杯免费的凉茶。

有时候我吃得急，呛到了，她会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但她的存在，像这间油腻小店里的一缕清风，让我能在喘不过气的奔波中，稍微缓一缓。

有一次，我连着两天没合眼，去吃饭的时候，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饭上来，我发现我的碗里多了一个卤蛋。

我抬头看她，她正背对着我，给另一桌客人下单。

她的马尾辫轻轻晃动着。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被撞了一下。

生意越来越顺，钱也越赚越多。

我们的存款，很快就突破了十万大关。

在93年，十万块，对于我们这种从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开始有点飘了。

大强比我更飘。

他换了最新款的摩托罗拉大哥大，金利来的皮带锃亮，出入一些我听都没听过的歌舞厅。

他说：“阿丰，这是应酬，是拓展人脉！我们的格局要大！”

我劝他：“强哥，稳一点，我们底子薄。”

他摆摆手，一脸不耐烦：“你懂什么？现在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认识了一个香港老板，姓李，手上有大批的货，任天堂最新的游戏机！只要我们能吃下来，转手就是三十万的利！”

三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

我动心了。

我被那股时代的狂热彻底冲昏了头脑。

“要多少本钱？”我问，声音都在发颤。

“二十万。”大强说，“我们账上不是有十五万吗？你再想办法凑五万，这笔干完，我们直接鸟枪换炮！”

我犹豫了。

这等于要押上我们所有的身家。

“强哥，风险是不是太大了？我们连人都没见过。”

“你怕个屌！”大强一拍桌子，“中间人我认识好几年了，靠谱得很！瞻前顾后能发财吗？！”

“你忘了我们来深圳是干嘛的了？”

他这句话，戳中了我的死穴。

是啊，我来深圳，不就是为了赌一把吗？

我咬了咬牙。

“干！”

为了凑那五万块，我把老家我爸留着盖房子的地契照片拿出来，编了一套瞎话，找几个同乡借了钱。

我拍着胸脯跟他们保证，三个月，连本带利还给他们。

钱凑齐的那天，大强兴奋得一晚上没睡。

他抓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血丝和疯狂。

“阿丰，等我好消息！明天，明天我们就是人上人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一个装着二十万现金的黑色密码箱交给他。

箱子很沉。

沉得像我全家的命。

“强哥，一切小心。”

“放心！”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骑上他那辆崭新的本田摩托，轰鸣着消失在城中村狭窄的巷子里。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慌乱。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那种压抑的宁静。

我等了一天。

大哥大关机。

我安慰自己，他在和香港老板交易，不方便开机。

我等了两天。

还是关机。

我开始坐立不安，跑到我们的柜台，小弟说，强哥两天没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三天。

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

我疯了一样冲回我们的出租屋。

门没锁。

我推开门，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属于王大强的东西，他那件花T恤，他的大哥大，他的周慧敏海报……

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孤零零地躺在床上。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踉踉跄跄地跑到楼下，骑上我们送货用的破单车，发疯似的冲向银行。

我把存折递进去，手抖得像帕金森。

柜员小姐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存折，面无表情地说：“先生，这个账户余额是零。”

零。

这个字像一把烧红的铁锥，狠狠刺进我的耳朵里。

我抢过存折，上面的数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了。

取款记录清清楚楚地显示着，三天前，二十万，被一次性提走。

提款人签名：王大强。

轰。

天塌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银行的。

深圳正午的太阳，毒得像后妈的手。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奔向他们的前程。

只有我，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被钉在原地。

二十万。

我爸妈的棺材本。

我借遍亲朋好友的救命钱。

我们俩起早贪黑，用一碗碗泡面，一滴滴汗水换来的血汗钱。

没了。

全没了。

被我最信任的兄弟，我唯一的亲人，卷走了。

为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发财，一起住海景房吗？

王大强，你他妈的为什么？！

我像一头发怒的野兽，在心里咆哮，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一股腥甜涌上喉头，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是在医院的走廊里。

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

一个护士告诉我，我中暑加上低血糖，晕倒在了路边，是好心人送我来的。

医药费，二十八块。

我摸遍了全身的口袋。

最后，在裤子内侧的暗袋里，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连医药费都付不起。

我像个贼一样，趁护士不注意，从医院的后门溜了出去。

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像一个个巨大的、嘲讽的眼睛。

我该去哪？

回出租屋？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回柜台？那里已经被搬空了。

回老家？

我怎么有脸回去？

我怎么面对我白发苍苍的父母？怎么面对那些被我骗了钱的乡亲？

我死了算了。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疯狂地生长。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上了深南大道的天桥。

桥下是川流不息的车灯，像一条金色的、奔腾的河。

跳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

没有背叛，没有债务，没有绝望。

我的一只脚，已经跨上了栏杆。

晚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

我想起了我妈在电话里的哭声。

想起了我爸把钱交给我时，那双布满老茧、微微颤抖的手。

他说：“丰，在外面，别被人欺负了。”

眼泪，毫无征兆地决堤。

我蹲在天桥上，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我把这辈子的委屈、愤怒、不甘，全都哭了出来。

我没死。

因为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我得活着，把钱还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一个游魂。

白天，我躲在立交桥下，躲避着所有人的目光。

晚上，我就出来，在垃圾桶里翻找一些能吃的东西。

我曾经也是个体面的小老板，穿着干净的衬衫，跟人谈着几万块的生意。

现在，我跟流浪狗抢食。

讽刺吗？

这就是生活。

它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踩进泥里，再碾上几脚。

我瘦得脱了形，浑身散发着馊味，头发长得能遮住眼睛。

我不敢看镜子，我怕看到里面那个不像人、倒像鬼的东西。

债主开始找上门。

他们找不到王大强，自然就找到了我留在老家的地址。

电话打到我爸妈那里。

我妈在电话里哭着求我：“儿啊，你到底在哪啊？你快回来吧，家里出大事了！”

我攥着公共电话亭的话筒，指甲深深陷进肉里。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嗬嗬的、不成调的声音。

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不敢再跟家里联系。

我怕我再听一句我妈的哭声，就会彻底崩溃。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烂在深圳的某个角落里，无声无息。

直到那天晚上。

下着瓢泼大雨。

我又冷又饿，躲在一家已经打烊的店铺屋檐下。

那是我曾经经常去吃饭的小餐馆。

我蜷缩在角落里，看着雨水冲刷着这个肮脏的城市，也冲刷着我那颗已经麻木的心。

突然，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停在我面前。

鞋子很干净，在这泥泞的地上，显得格格不入。

我顺着鞋子往上看。

是小薇。

她撑着一把伞，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没有嫌弃，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也许是惊讶，也许是怜悯。

我下意识地把头埋进膝盖里，想把自己藏起来。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鬼样子。

我曾经，还在她面前，有过那么一丝小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现在，我连做她脚边一条狗的资格都没有。

她没有走。

她蹲了下来，把伞往我这边倾斜了一些。

雨水，瞬间打湿了她的半边肩膀。

“吃饭了吗？”

她问。

声音很轻，但在这哗哗的雨声中，却异常清晰。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

她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打开。

一股熟悉的，猪脚饭的香气，混合着热气，钻进我的鼻孔。

我的胃，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这声响，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值钱地掉了下来。

混合着脸上的污垢，流进嘴里，又咸又涩。

“吃吧。”

她说。

“趁热。”

我抬起头，看着她。

昏暗的路灯下，她的脸庞显得那么柔和，那么不真实。

我像一具行尸走肉，机械地拿起筷子，开始往嘴里扒饭。

我吃得又快又猛，像一头饿了几个世纪的野兽。

饭菜烫着我的嘴，我的舌头，但我毫不在意。

我只想把这些东西都塞进我空虚的胃里，填满那种无底洞一样的饥饿感。

吃着吃着，我就哭了。

一开始是无声的抽泣，后来变成了嚎啕大哭。

我一边哭，一边吃，眼泪鼻涕混着饭菜，一起吞进肚子里。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只知道，等我停下来的时候，一整盒饭，已经被我吃得干干净净。

她一直蹲在我身边，默默地为我撑着伞，一句话也没说。

等我平静下来，她才开口。

“没地方去吗？”

我点了点头。

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她站起身，对我伸出手。

“那，跟我来吧。”

我愣住了。

看着她那只干净、纤细的手，再看看我自己那双黑得像挖过煤、指甲缝里全是泥垢的爪子。

我不敢碰。

我怕弄脏了她。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直接抓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凉，但她的力气，却出奇地大。

她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走吧。”

我像一个被牵着线的木偶，跟在她身后。

雨很大，伞很小。

她把大半个伞都罩在了我的头上，自己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单薄的轮廓。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她把我带回了她的住处。

就在餐馆的楼上，一个用木板隔出来的小阁楼。

很小，比我和大强之前住的房间还小。

但很干净，很整洁。

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个旧衣柜。

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的香味。

“你先洗个澡吧。”她从衣柜里翻出一套男士的衣服，“这是我爸的，他偶尔过来会穿，你应该能穿。”

她把我推进狭小的卫生间，关上了门。

热水从花洒里喷出来，冲刷着我身上的污垢。

也像是在冲刷我这些天所承受的耻辱和绝望。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人。

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头发像一蓬乱草。

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陈丰，你他妈就是个废物！是个蠢货！

我洗了很久。

久到我感觉自己脱了一层皮。

换上那身干净的衣服，虽然有些宽大，但那种干燥、清爽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我走出卫生间，她已经帮我把床铺好了。

她自己，则在地上打了个地铺。

“你睡床吧，你……需要好好休息。”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怎么能睡你的床？我睡地上！”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静。

“你再不躺下，我就把你赶出去。”

我一下子就蔫了。

我有什么资格跟她讨价-还价？

我像个犯人一样，乖乖地躺在了她的床上。

床单上，有和她身上一样的，淡淡的洗衣粉香味。

很安神。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阁楼的窗户没有关严，雨声和风声传进来。

我能听到她躺在地铺上，翻身的细微声音。

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却像是隔着一个世界。

“为什么？”

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

“为什么帮我？”

黑暗中，我听到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钱包被偷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饿了两天，就晕倒在了路边。”

“是一个扫地的大叔，给了我一个馒头，还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去找份工作。”

“他说，出门在外，谁都有个难处。”

我沉默了。

原来，我们都是被生活狠狠揍过的人。

“你……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她说。

那一晚，是我来到深圳之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没有噩梦，没有惊醒。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去店里帮忙了。

桌上放着一份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白粥，还有一小碟咸菜。

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字迹很娟秀：

“吃了饭，就把自己收拾干净。不管发生什么，人，得活得像个人样。”

我看着那张纸条，眼眶又热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然后开始打扫这个小小的阁楼。

我把地拖得能照出人影，把窗户擦得锃亮，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废物，一个白吃白喝的寄生虫。

晚上，她回来了。

看到焕然一新的房间，她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笑了笑。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像阴雨连绵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透出了一缕阳光。

“手艺不错。”

她把一份打包的饭菜放在桌上。

依然是猪脚饭。

“以后，你就负责打扫卫生，我负责管你饭。”她说。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知道，这是她在维护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白天，她去店里帮忙。

我就留在阁楼里，看书，或者帮她洗洗衣服，做点杂活。

她有很多书，大多是些文学名著，《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

我以前觉得看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聊得不多，但那种沉默，并不尴尬。

我渐渐地，把我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拼凑着告诉了她。

从我如何带着全家的希望来到深圳，到如何和王大强一起打拼，再到最后，如何被骗得一无所有。

我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

但每讲一个字，我的心，都像被刀割一样。

她一直安静地听着，不插话，不评价。

等我全部讲完，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

“钱没了，可以再赚。”

“人要是没了心气，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潭深水。

我突然觉得，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比我活得通透多了。

有一天，她店里送货的自行车坏了。

我摆弄了半天，竟然给修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捣鼓这些机械玩意儿，手艺还没丢。

她爸妈看到，挺惊讶。

“小伙子，可以啊！”她爸拍着我的肩膀说。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帮店里干点活。

修修桌椅板凳，通通下水道，有时候忙不过来，也帮忙送送外卖。

我不要工钱。

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住，我已经感激不尽。

我开始慢慢地，重新接触这个社会。

虽然只是在餐馆和周围几栋楼之间穿梭，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走出那个黑暗洞穴的一大步。

我不再害怕别人的目光。

我把头发剪短了，胡子也刮干净了。

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像小薇说的，人，得活得像个人样。

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把欠下的钱还上。

五万块。

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头。

光靠在餐馆打杂，猴年马月才能还清。

我必须得想办法。

我发现，华强北的电子市场，经过那一轮野蛮生长和洗牌后，开始慢慢走向正规。

以前那种靠信息差，倒买倒卖就能赚大钱的时代，快要过去了。

未来的机会，在技术。

在维修。

那时候，大哥大、随身听、游戏机，都是精贵玩意儿，坏了，没人舍得扔。

但会修的人，很少。

我动了心思。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小薇。

“我想学修家电，修电子产品。”

“你觉得行吗？”我有些忐忑。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行。”

“你手巧，又肯钻研。”

“只要是靠手艺吃饭，就饿不死。”

她的肯定，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我开始行动起来。

我把我身上那件唯一值钱的，大强送我的“名牌”夹克，卖了五十块钱。

用这五十块，我买了一堆旧的电子元器件，一本《无线电基础》，还有一套最便宜的焊接工具。

阁楼，成了我的实验室。

我白天帮店里干活，晚上就通宵达旦地研究那些电路板。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

吃饭在想，走路在想，睡觉的时候，梦里都是各种电阻、电容。

小薇没有打扰我。

她只是每天晚上，会给我多留一盏灯，多准备一份夜宵。

有时候我研究到半夜，一抬头，会发现她还没睡，就坐在不远处，安安静静地看书。

她不说话，但她的陪伴，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终于，我修好了第一台收音机。

当那台破旧的红灯牌收音机里，传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歌声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我拿着收音机，像个献宝的孩子，冲到小薇面前。

“我修好了！小薇！我修好了！”

她看着我满是油污的手，和那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笑了。

“我就知道，你行的。”

那一天，我在餐馆门口，挂出了一块小木牌。

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专业维修 收音机、随身听、电视机。

一开始，没人理我。

大家都觉得我是个骗子。

直到有一天，隔壁发廊老板的进口吹风机坏了，拿过来让我试试。

那是个日本货，他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说修不了。

我研究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发现是一个小小的保险丝烧了。

我用一根铜丝代替，吹风机“嗡”的一声，又开始欢快地工作了。

老板高兴坏了，硬塞给我二十块钱。

这是我靠自己的手艺，堂堂正正赚回来的第一笔钱。

虽然不多，但意义非凡。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街坊邻居的各种小家电坏了，都来找我。

我不但修得好，而且收费公道。

有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我甚至不收钱。

我的名气，就在这片小小的城中村里，慢慢传开了。

我攒下的钱，越来越多。

从几十，到几百，再到几千。

每攒下一笔钱，我就把它工工整整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我知道，我离还清债务，又近了一步。

我和小薇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我们不再仅仅是房东和租客，施舍者和被施舍者。

我们更像是……战友。

一起对抗着生活的艰难。

有一天晚上，我修完一个录像机，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我看到她还在等我，趴在桌上睡着了，身上只盖了一件薄薄的外套。

我走过去，把我的外套，轻轻地披在她身上。

她动了一下，醒了。

她睡眼惺忪地看着我，问：“修完了？”

“嗯。”

“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她说着，就要起身回地铺。

我鬼使神使地，抓住了她的手。

“小薇。”

我的心脏，跳得像擂鼓。

“嗯？”

“以后……别睡地上了。”

我说。

“地上凉。”

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下子就红了。

红到了耳根。

她没有抽回手，只是低着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一晚，我把我的地铺，铺在了床边。

我们离得很近。

近到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香味。

近到我能听到她轻微的、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又前所未有的激荡。

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1994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

我没脸回。

除夕夜，小薇的爸妈回潮汕老家了。

小小的阁楼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做了一桌子菜。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做年夜饭。

我们俩，就着一瓶啤酒，吃着这顿特殊的年夜饭。

电视里，是春节联欢晚会，赵丽蓉和巩汉林的小品逗得人哈哈大笑。

可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想家了？”她问。

我点了点头。

“等把钱还清了，就回去，堂堂正正地回去。”我说。

她给我夹了一块鸡肉。

“会的。”她说，“一定会的。”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聊她的家乡，聊我的过去，聊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

零点的钟声敲响时，窗外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

她突然对我说：“陈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小薇。”

我看着她，在烟火的映衬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凑过去，吻了她。

她的嘴唇很软，带着一丝啤酒的微甜。

她一开始很僵硬，但很快，就笨拙地回应我。

那个吻，很长，很深。

像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委屈、孤独、和对未来的期盼，都融化在里面。

过完年，我把攒下的一万块钱，寄给了第一个债主。

我在信里说，剩下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我的维修摊，生意越来越好。

我不再满足于修修补补。

我开始尝试着自己组装。

我从华强北买来各种零件，自己画电路图，自己焊接。

我组装出了第一台功放。

音质虽然比不上进口货，但价格只有它们的三分之一。

没想到，一经推出，竟然卖得异常火爆。

很多人买不起昂贵的音响，我的“山寨”功放，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我看到了新的商机。

我跟小薇商量，我想租一个正式的铺面，不再是街边的小摊。

我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小作坊。

小薇二话没说，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

一个布包，打开来，是五千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这是我这几年所有的钱，你都拿去。”

我看着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丧家之犬，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一个女孩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

我握着她的手，说：“小薇，等我。”

“等我赚了钱，我一定娶你。”

她红着脸，点了点头。

我用这笔钱，加上我自己的积蓄，在华强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租下了一个小铺面。

我给它取名“丰薇电子”。

我既是老板，也是唯一的工人。

白天，我在铺面里组装功放，维修电器。

晚上，小薇下班后，就会过来帮我打扫卫生，整理账目。

那段日子很苦，但我甘之如饴。

因为我的身边，有她。

我的心里，有光。

一年后，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当我把最后一笔钱寄出去的时候，我跑到天台上，对着深圳的夜空，大吼了一声。

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家了。

我带着小薇，回了四川老家。

火车依然是那趟绿皮火车。

但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

来的时候，我揣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

回去的时候，我牵着一个女孩的手，这个女孩，是我的全世界。

我爸妈看到小薇，喜欢得不得了。

我妈拉着她的手，眼泪就没停过。

她知道，是这个女孩，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回来。

我在老家待了一个星期。

我给父母买了一台21寸的大彩电，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带了深圳的特产。

我用我的行动告诉他们，我陈丰，又站起来了。

离开老家前，我去了王大强的家。

他家早已人去楼空。

邻居说，他爸妈因为他欠了一屁股债，早就搬走了，不知去向。

我站在他家门口，站了很久。

我心里没有恨了。

只有一声叹息。

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来深圳。

如果没有他，我也不会遇到小薇。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回到深圳，“丰薇电子”已经走上了正轨。

我的“山寨”功放，在珠三角一带小有名气。

我开始招兵买马，扩大生产。

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有了自己的团队。

1996年，我和小薇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豪华的婚车。

我们只是请了餐馆的王叔王婶，还有我作坊里的几个员工，简单地吃了一顿饭。

我给她戴上戒指的那一刻，她哭了。

我也哭了。

我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

后来，我的事业越做越大。

从最初的“山寨”功放，到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研发团队。

“丰薇电子”成了华强北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我们从农民房，搬进了真正的海景房。

我实现了当年王大强吹过的牛。

只是，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我身边的人，换了。

有时候，小薇会问我：“你想过王大强现在会是什么样吗？”

我想了想，说：“可能在某个地方，继续他的发财梦吧。”

“也可能，早就被他的梦给吞噬了。”

我不再关心他的下落。

我只知道，是他，让我看清了人性的贪婪和背叛。

也是他，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2003年，非典。

深圳一片萧条。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虚弱又苍老的声音。

“是……是阿丰吗？”

我愣了一下。

这个声音，既熟悉，又陌生。

“我是王大强。”

我的心，猛地一沉。

十年了。

整整十年了。

他告诉我，他染上了非典，被隔离在医院里，可能不行了。

他说，他当年拿了钱，去了香港，想做更大的生意。

结果被人骗得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这些年，他东躲西藏，过得生不如死。

他说：“阿丰，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叔叔阿姨。”

“如果有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

电话里，是他压抑不住的咳嗽和喘息。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我说：“好好治病。”

挂了电话，我给医院的账户，打了二十万。

小薇问我：“值得吗？”

我说：“不为他，为我们当年一起吃泡面的日子。”

“也为我这十年的心结，画上一个句号。”

半个月后，医院打来电话。

王大强没挺过去。

他走了。

他留给我一封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

阿丰，谢谢你。祝你和小薇，幸福。

我把信烧了。

青烟袅袅，飘向窗外。

我与我的青春，我与那个狂热、迷茫、又充满希望的九十年代，正式做了告别。

我转过身，看到小薇正站在阳光里，对我微笑。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

但她的笑容，和十年前那个雨夜一样，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过去，抱住了她。

“老婆，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收留了我。

谢谢你，陪我走过了所有的风风雨雨。

谢谢你，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